在中国，平均每分钟有7.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。
世界卫生组织预计，按照目前的趋势，全球癌症病例数将在未来20年增加60%，其中81%的病例来自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。
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治疗，是各国应对癌症的共识。其中，基因检测技术被寄予厚望，通过人体血液中的游离DNA来寻找癌症的踪迹，甚至锁定癌症发生的位置，逐渐从理论走向现实，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。
2021年10月，国家卫健委发布《关于印发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，提出推进肿瘤的早期筛查。这进一步激发了科学界与产业界的开发热情。
癌症的基因检测筛查技术进展如何，有哪些难点？其所依赖的基因检测技术，在临床应用上还有哪些想象空间？《财经·大健康》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卢煜明。
卢煜明被视为华人生物学家中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位。他在1997年首次发现孕妇外周血中存在游离的胎儿DNA，并研发出一套新技术来准确分析和度量母亲血浆内的胎儿DNA，因而也被誉为无创DNA产前检测（NIPT）的奠基人。在此技术基础上，仅在国内就生发了数十家相关企业。目前，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孕妇使用NIPT。
图/11月24日，卢煜明参加在香港举行的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
来源/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主办方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NIPT技术推出十年，检测精准度已达到99%以上。该技术是否还有优化与提升的空间？
卢煜明：有的。现在NIPT在全球最大的应用，仍是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的筛查，比如唐氏综合征。在单基因疾病的筛查上，NIPT也很有应用价值，比如地中海贫血症。在国外，目前单基因疾病的筛查与诊断费用很高。下一代NIPT如果可以得到应用，可以解决这方面问题。
现在的NIPT是用DNA来做遗传标记物。下一代NIPT，可以在表观遗传这一方向发展。
此外，除了DNA，RNA（核糖核酸）是否也可以来做NIPT？我之前研究过将RNA作为NIPT标记物，问题是，RNA的稳定性比DNA低。这也是现在的新冠病毒mRNA疫苗需要在-80℃的容器中保存的原因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孕妇在做完NIPT检测后，一旦检测到阳性，仍需要羊水穿刺来确诊。未来是否有可能单靠NIPT就能确诊？
卢煜明：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第一代NIPT技术，测的是血浆中的游离DNA，这是胎盘放出来的，是cell-free DNA（cfDNA）。这存在一个问题，即胎儿与胎盘在极少数个案中有可能不同。因此有人担心，如果完全用胎盘的DNA来做胎儿的诊断，就有出错的可能。所以，做完NIPT，如果是阳性的话，还需要进行羊水穿刺来确诊。
其实，这不是个大问题。NIPT已经做了大量的检测，不正常的占比非常小。
现在有人在推cell-based DNA的NIPT，如果这项技术准确可行的话，NIPT技术就可用于临床诊断，而不仅仅是筛查了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基因检测技术用于癌症早筛已成研发热点，你提过未来10年癌症早期筛查能真正用于降低癌症死亡率。对这一论断，现在仍然乐观吗？
卢煜明：仍然很乐观。2017年，我的团队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发表了关于鼻咽癌筛查的论文。在那项研究中，采用液体活检筛查出来的阳性案例中，11%确诊得了癌症。也就是说，阳性预测值(PPV)是11%。
2018年，我们发展出来第二代技术，PPV已经到19.5%。2020年，PPV做到35%。现在，我们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出这项第二代技术，名字叫Prophecy（先知）。
2017年的那项研究中，经过筛查的实验组中因鼻咽癌死亡的人数，只占对照组未经过筛查死于鼻咽癌人数的10%。
10年的时间，足够将鼻咽癌的筛查技术做好，能显著降低鼻咽癌的死亡率。技术发展到现在，将这一技术在其他癌种筛查上的PPV值做到20%或者30%，在科学上是可行的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PPV从11%做到19.5%，再到35%，看起来是在缓慢提升，其中的难度很大？
卢煜明：有几个概念，是需要公众明白的。
媒体常常会提到检测产品的灵敏度与特异性。其实，对于检测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反而不是这两个指标，而是阳性预测值(PPV)，这个值会告诉检测者，当他检测出阳性时，真正得病的可能性有多少。
NIPT技术如今很成熟了，2011年第一代技术推出来的时候，PPV是50%，现在已经超过90%了。
很多产品的灵敏度与特异性会高于90%，但PPV通常不会像灵敏度与特异性值那么高，因为PPV值的高低与人群中的患病比例有关，越少人得的病，疾病筛查的PPV就越低。
在广东地区做鼻咽癌筛查，每10万个人中有35个鼻咽癌阳性，2017年能将筛查的PPV做到11%就很不容易了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也有专家认为癌症早期筛查会导致过度医疗。你怎么看这种观点？
卢煜明：看待癌症早期筛查，要用科学的态度。与怀孕检测不一样，癌症有众多癌种，有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成因、不同的症状。
有一些癌症，就算很早知道得病，也很难人为影响其发展进程，比如胰腺癌。而不少癌症，早发现后是有应对手段的。如鼻咽癌，在早期就确诊后，就有有效的干预手段。早期鼻咽癌治疗及时的话，长期的生存率超过90%。
乳腺癌、大肠癌、肺癌、乳腺癌也会因早筛受益。这些癌症在中国以及全球，也是比较普遍的。针对这些癌症进行大样本的筛查与研究，是必要的。
此外，对于某种癌症的高危人群进行筛查，也是有用的。比如家族中有人得过大肠癌，对家人进行大肠癌的筛查，就很有必要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在鼻咽癌上的液体活检技术模型，能否复制到其他癌症上？
卢煜明：美国Grail公司正在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（NHS）中，做一个14万人的临床试验，采用的是其开发的癌症血液检测技术（Galleri）。几年后，就可以看到这类技术对于癌症生存率会有什么影响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前几年，内地不少基因检测公司开展消费级应用，帮消费者预测某些疾病的患病几率。你怎么看？
卢煜明：这些公司需要给检测者、消费者更加精准的解释。通过基因测序，来预测一个人得某种病的几率，除了少数单基因疾病，对其他的慢性病是不太准确的。比如对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预测等。
还要注意的是，检测得到的数据，与隐私权息息相关，大量的数据累积，也有可能成为公司商业活动的资源，比如可能与大药厂有相关的协议等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除了遗传性疾病、单基因疾病与肿瘤筛查，基因测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还有哪些想象空间？
卢煜明：我们与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ICU（重症加强护理病房）合作，看能否用血浆DNA技术，早一点诊断ICU病人的细菌感染；还可以用于检测药物的有效性。此外，我们与美国NIH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）合作，用DNA测序技术来发现肺部器官移植病人手术后的排异迹象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2017年，你创办的Cirina公司与Grail合并。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卢煜明：有好几个不同的想法。
2017年之前，我是在做NIPT。当年申请专利后，大学将专利授权给美国Sequenom公司，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把技术授权给了另一家公司，这家公司2013年就被基因测序仪器生产商Illumina收购。此后Sequenom与Illumina在专利权上有一些诉讼，最终双方和解，把专利权放在一起。
当时我意识到，把专利放到一起有一个好处：可以在市场上很快开发。如果Cirina与Grail分开做，可能会慢很多，也有可能在专利权方面会有纠纷。对病人来说，最好能尽早解决这些问题。
因此，2017年，Grail先找我们谈。大家一谈就发现，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，就合并了。今年Grail已经把第一代产品Galleri推出来，这也证明当时的合并是正确的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合并后，你成为联合实体的科学联合创始人（scientific co-founder），并加入Grail的科学咨询委员会。对Cirina的发展战略，是不是就失去了决策权？
卢煜明：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项目，虽然跟Grail有合作，但是怎么做、发展什么技术，我有绝对的自由，Cirina有关产业的运营完全交给Grail。
这也是一个平衡，不可能所有的东西我都能决定，技术能尽快推出来、帮助病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《财经·大健康》：未来，你自己是要继续做一个科学家，还是做研究的同时创业做企业家？
卢煜明：科研与创业都在做。香港特区政府的“创新香港”平台，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室，并鼓励我们把创新成果商业化。我现在有一家公司TAKE2，是我继Cirina后的第二次创业；如果不创业，我们研发的技术就只能在论文里，不会进入临床应用。
现在的大湾区，正在打造一个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，创业对于年轻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好机会。
本文转载自财经大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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